今年夏季汛期，長江上中下游都出現了嚴重的洪澇災害。我國最大的水利工程——長江三峽工程，也再次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。

《中國經濟周刊》特別邀請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、中國三峽集團總工程師張曙光、水利部水旱災害防御司副司長王章立、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等專家，回答公眾關切，推出“三峽三問”專題報道。

今天刊發的是“三峽三問”之三。

“三峽大壩若建成，終將被炸掉”。這是當年建設三峽工程時流傳最廣、影響最大的反對意見之一，做出這一預言的是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先生。

之后反對三峽、質疑三峽，甚至造謠三峽的很多言論，也常常拿黃萬里先生的這句預言作為依據。時至今日，關于三峽工程是“輕率決策、遺禍無窮”的認知和論調依然存在。

近年來，一些自媒體也以“上世紀80年代三峽能否上馬曾爭議甚大”為依據，發布《三峽大壩欠一個向國人跪地謝罪的儀式》《三峽大壩何去何從》《今天的科學家沒人敢出來說真話》等網絡文章，甚至言之鑿鑿：黃萬里當時預言的12個問題，有11個都應驗了，三峽大壩遲早要拆。盡管這些自媒體的網絡文章嚴重違背歷史、違背科學，更違背事實，但對公眾來說還是造成了相當大的困惑。

那么，上世紀80年代圍繞三峽大壩建設的那場爭議的焦點問題究竟是什么？當年反對意見中的那些預言，后來究竟是應驗了，還是被實踐證明錯了？

“上世紀80年代三峽工程能否上馬，的確在水電行業內部爭議甚大，包括我自己當時也是反對派。”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向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講述當年的爭議：大家都知道三峽大壩決策前曾有巨大爭議，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，當時一些業內專家反對三峽上馬，并不是像黃萬里先生那樣認為“三峽工程根本不該干”，而是完全認同三峽的價值，但在“該何時上馬”這一時間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。

因為，三峽工程投資巨大，當時水電都是國家投資，在國家財力又比較緊張的情況下，水電業內很多人擔心三峽一旦上馬，勢必影響全國其他的水電項目。比如，當時很多專家主張“先上虎跳峽、后上三峽”，因為兩個水庫的調節庫容相當，但前者的移民壓力、投資規模要遠遠小于后者。后來情況也表明這種擔心不無道理，1992年決策三峽上馬后，廣西龍灘水電站的開工推遲了10年，1996年全國水電開工率是零。

“但是，現在回過頭從國家大局來看，當時集中力量辦大事、先干三峽絕對是英明的，因為越往后拖難度就越大，很可能就干不成了。”張博庭說。

張博庭還講了一個歷史細節：1984年4月國務院已經批準了“150米大壩方案后，重慶市委向中央提出“150米壩高方案對重慶港及其附近航道沒有改善，不能滿足航運要求，建議把三峽大壩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”。若滿足重慶方面的這一要求，移民數量將從30萬猛升至100多萬，移民工作負擔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卻步。1985年1月，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有關匯報后指出“三峽是特大的工程項目，要考慮長遠利益，我們應該為子孫后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”“低壩方案不好，中壩方案是好方案，從現在即可著手進行”。

由于在開工時間、大壩高度等問題上有各種不同意見，1986國務院又決定重新論證三峽工程。所以，上世紀80年代那場爭議的緣起和焦點，與今天很多人基于黃萬里先生的反對意見而認為“三峽工程根本就不該干”是不一樣的。

張博庭特別講到，黃萬里先生是我們非常敬重的前輩，他頂住壓力、敢于諫言的品格難能可貴，但他當時對三峽的很多預言，以及對中國水資源情況的判斷，被后來的事實證明確實都錯了。比如，他斷定“不出10年三峽水庫的泥沙卵石就會淤死重慶港、長江就會斷航，20年之內三峽只有投資沒有收益”等等，都被后來的實踐證實是錯的。

此外，黃萬里先生的《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原由簡釋》認為“中國水資源最為豐富，時空分布也合適，在全球為第一，不是張光斗說的第六”，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，黃萬里先生一直認為沒必要調節水資源，所以一直不贊成包括三峽在內的水庫大壩建設。

而事實證明，黃萬里先生對中國水情的判斷嚴重脫離了實際：中國的水資源量并非世界第一，人均水資源量更是低到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/4，被聯合國列為13個貧水國之一；中國水資源的時空分布都極不均衡，每年汛期（5月～8月）的來水量占全年70%左右。也就是說，本來就嚴重不足的水資源量中，2/3以上又都是威脅人們生命財產的洪水徑流量，而冬春季節枯水又導致農業干旱。今年6月以來大家深刻感受到的多省市暴雨成災，正是水資源時間分配極不均衡的體現。

張博庭深有感慨地說，再偉大的科學家也不可能總是100%正確。可惜的是，黃萬里先生2001年就去世了，如果他能看到今日的三峽，以他追求科學真理的精神，一定會糾正他過去的錯誤看法，也決不會允許一些人炮制“黃萬里神話”——打著他的旗號斷章取義、顛倒黑白、造謠生事。

對于網絡上一直甚囂塵上的“三峽大壩遲早要拆”的說法和傳言，中國工程院院士、水文學及水資源學家王浩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說：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水資源，而天然水資源的時空分布不是均衡分配的，人類不能靠天吃飯，必須有手段來調控。人類進化史長達10萬余年，近100多年才用上電，近幾十年才有了高鐵，沒有電、沒有高鐵、沒有芯片，人類文明照常演進。但如果沒有水，人類5天就會滅絕。水庫、大壩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，就是解決人類的水資源需求問題——把豐水年/豐水期造成災害的洪水蓄存起來，變成枯水年/枯水期的寶貴水資源。如果沒有這種調控能力，人類就只能回到聽天由命的落后狀態。

王浩院士特別指出，水庫蓄水能力代表著人類對“天然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” 這一矛盾的控制能力。先天不利的氣候地理條件，決定了中國是個特別需要水資源調控的國家，一是嚴重缺水，二是水資源時空分布嚴重不均，洪旱災害特別嚴重。

然而，中國目前的蓄水能力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太大。比如：中美兩國的土地面積、地表徑流總量相差不多，但美國水庫的總蓄水量是中國的1.6倍，大型水庫數量是中國的12倍，人均庫容是中國的6.3倍。代表一個國家水庫蓄水能力與河流徑流量之比的庫容系數，歐洲國家為0.9以上，美國為0.66，中國僅為0.3。而我國水資源量最豐富的長江，目前的庫容系數僅為0.13。中國的人均庫容僅為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22%。

以上這些數字充分表明，歐美國家從來沒有進入什么“拆壩時代”，否則怎么可能有遠高于中國的人均庫容。相反，正因為人均庫容遠遠高于我們，他們能吸納更多的洪水，抵御更大的干旱。人均庫容這一指標，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水資源調控能力的高低，有了足夠的水庫庫容，洪水就是資源和財富，否則就是危險和災難。

中國三峽集團總工程師張曙光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說，對于三峽工程來說，三峽發電或許有其他發電方案可以替代，但三峽水庫對于長江的水資源調控作用，沒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。

除了巨大防洪作用外，三峽工程是我國最大的淡水資源儲備庫、長江大保護的重要生態屏障。從2003年投運到現在，三峽水庫累計為下游補水2664億立方米，這個數字相當于北京市73年的總用水量或6.8億中國人一年的用水總量。三峽水庫有效緩解了長江中下游生產生活生態用水緊張局面。

三峽建設前，長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/秒，重慶到宜昌間的川江河段之兇險就如同“鬼門關”，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；三峽建設后，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得以提升到不低于6000立方米/秒，川江河段變成了大型客輪可晝夜雙向航行的黃金水道。在2014年2月上海抵御咸潮入侵、2015年6月為“東方之星”沉船事件創造救援條件等，幾次重大水環境突發事件和海事危機的處理過程中，三峽工程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隨著氣候變暖問題加劇，極端天氣事件會更加頻繁，洪旱災害的威脅也會更加嚴重，因此聯合國、世界銀行等國際權威機構從2004年起就不斷呼吁“投資蓄水設施就是投資綠色經濟”，并特別指出：“發達國家已擁有很多基礎設施及大壩，在保障水安全及應對氣候變化的蓄水設施建設上已有良好基礎；而發展中國家限于資金、技術、人力資源等因素，水庫大壩基礎設施還遠遠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資源，以支撐其經濟發展，因此建設新壩仍是當務之急”“有了足夠的蓄水能力，才能實施生態調度，維持河流的健康生命”等等。

在各地暴雨成災、洪水泛濫的今天，我們再來回顧聯合國、世界銀行的上述呼吁，格外感慨萬千。因為，這十幾年來，圍繞三峽的這些有意或無意的謠言，誤導了社會公眾，干擾了政府決策，甚至導致一些事關國計民生、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水電水利工程擱淺至今，使我們的水資源調控能力還處在如此低的水平。

要想從根本上擺脫洪旱災害對人民生命財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威脅，我們需要的不僅不是“拆掉大壩”，而是應盡快建設更多像三峽這樣有調蓄能力的水利基礎設施，保障水安全、糧食安全、國家安全。

專家結論

三峽工程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強了水資源調控能力。三峽發電或許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，但三峽水庫對于長江水資源的調控作用，沒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。洪水并非不可對抗的天災，克服先天不利的氣候地理條件、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、切實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，都迫切需要盡快提升水資源調控能力。